一般认为，保守主义的法官服从宪法而自由主义法官则根据他们个人信念试图改革宪法。
因为其将婚姻定义为：男女双方基于自由意志，以国家法定方式，为长久持续共同生活（原则上并不解除）为目的所为的结合。施密特指出，人们经常以很不准确的语言谈论基本权利，虽然这类保障的结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完全不同于基本权利的结构。
11 施密特曾以纯粹的现状保障来指涉那些不具有典型性的现存物，即以特定期日为基准，确定在该时点上的某特定事实或法律状态，例如魏玛宪法第173条，在依第138条制定帝国法律之前，国家基于法律、契约或特殊名目而给予宗教团体的给付，继续存在。当然，从该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制度中的男女平等主要是指男女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平等。所以，亲权并非要父母双方一致的情况下行使，关键是看哪一方亲权的行使更加有利于子女的人格完善和自我实现。至于婚姻自由是否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笔者并不赞成，理由在于：自由权作为第一代人权，都是先于国家而存在，而婚姻本身则是国家法律建构的结果。所以，宪法第49条第4款的婚姻自由并非公民请求国家不得侵犯的防御权，而更多是从制度性保障的角度对立法者提出的核心不得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的要求。
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属于比较特殊的宪法条文。（二）婚姻、家庭的制度核心 制度核心就是该制度的本质或者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按照塞尔的话讲，就是构成性规则，如果改变该规则，X在C中就不算作是Y了。既为有机体，则不得不循生物之公例，以竞生存于优胜劣败之林。
进入专题： 清末民初 主权在国论 。在卢梭这里，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具有政治意志资格的主权者共同体——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标举的la nation，就是国家（état）的别名。他反对革命党的暴动即教育说，认为政治暴动并不能养成共和国民的政治能力，因此在革命之后，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共和政治，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军政府的专制统治。一种不能促进中国外部竞争力的国内秩序安排必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与梁启超主要通过日文文献来了解德国不同，康有为曾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导致这一国家主义转向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他对西方文献的进一步阅读，也有亲身经历所带来的刺激——如1903年对美国的访问，尤其是对华人社区的访问及与美国财阀的亲身接触，打消了他对共和主义的玫瑰色想象，反而让他更为重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帝国主义的压力。
以儒教为国教，体现出康有为以行政系统精英为基础建立一个政治精英联盟的策略，孔子之道不过是这个精英联盟的意识形态共识罢了。他们的论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标本，值得认真审视和深入剖析。但不通外文的康有为用的是全国而非国民全体，说明他对于二者之间的概念区分并不敏感。在伯伦知理来看，如果要缔结契约的话，就需要人人处于平等地位。
这些因素使得首届议会中争论纷纭，却难以达成共识。一个君主可以统治很多领地，但每个领地都是独立的，君主只是兼任每个领地的首领而已。袁世凯的境况根本不像从容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而是一个救火队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党已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正踌躇满志，试图通过制定一部内阁制宪法，由掌握国会进一步推进到掌握中央行政权。
他从其所处时代的激烈国竞状况入手，得出固凡议员皆代表全国的结论。这个视角同样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将社会视为冲突的来源，并以国家为终极仲裁者。
他由国会两院加上地方特别代表组成的国民大议会选举产生，而非由国会两院选举产生。根据李庆芳的描述，民初主权在国与主权在民两大学说核心的差异在两方面：第一，就行政与立法关系而言，前者重行政，后者重立法。
固凡议员皆代表全国，而非以代表人民地方焉。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对总统命令的合法性审查，也交由独立的司法部门而非议会来审查。笔者越过梁启超的介绍，阅读伯伦知理原文发现，伯伦知理其实并不完全抵制国民主权这样的用法，只要国民被理解为一个在现有国家形态中组织起来的、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有机体，他完全可以接受国民主权。联邦制束缚国权，不能圆满活动，与现时政治状态不适，二也，故取单一国主义。他对法初选举时的理解也有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52条即已规定，议员代表的是全体国民，而非选举他们的省。
在这里，民权极张并不仅仅是修辞，它是康有为周游列国之后得到的一个切身感受——比如说，他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就指出，中国老百姓从商不需要行政审批，而他在欧美办银行，却要经过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落实到具体实践上，晚清新政时期所建立的地方谘议局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清帝国的掘墓人，也成为民国政治统一的重要障碍，地方主义的诉求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诉诸主权在民话语而得到辩护。
故共和者，以道德为先，以政治为后者也。此之所利，或彼之所害。
无独有偶，主张主权在民的王宠惠在其《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也引了智利宪法为其主张的例证。对于梁启超这个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的思想家来说，保留满清皇帝纯粹是为了尽快完成国内秩序转型，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在国论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项。而对美国身上表现出来的辽阔疆域与共和国体的兼容，梁启超的解释是，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实行了联邦制，其根柢全在各州也。实际上，卢梭也非常忧虑人民缺乏足够的智慧，因此设想了一个智慧高超的立法者来为人民立法，但根据《社会契约论》，立法者并不掌握立法权或行政权，甚至根本不是主权者的成员，而只是个建议者，最终还是要由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来决定是否采取他的法律。公务员的利益被假定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一致的。
1913年的政治评论者们就主权归属问题明显分成了两大阵营：前清的立宪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吴贯因、席聘臣、彭世躬、何震彝等都主张主权在国，甚至后来起兵反袁的蔡锷，也于1913年2月7日通电各省，主张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这样一个行政体系可谓先天不足，要发挥政治整合作用，谈何容易。
而绝对的君主专制属于过去，在今世却是有害的。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 国会者，国民之所会也。
但1912－13年的北洋集团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本文试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这一论题的知识来源、问题意识、理论环节与实践意涵，并从其历史命运中思考民初建国与立宪的困境。
从梁启超草拟的进步党宪章第一条说明来看，梁对于主权和统治权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心存疑虑。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打出了国会政府主义的旗号，所谓国会政府主义，即由议会多数党出掌行政权的内阁制。但主权在国的具体表述的出台，还是与他的德国经验密切相关。国民随着国家的创建而形成。
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与拿破仑帝国对德意志各邦的侵略损害了法国的人民主权学说在德意志的名声，但拿破仑的入侵也沉重打击了德意志各邦的旧秩序，使得视国家为君主财产的王朝主义和将君主等同于国家的绝对主义都难以为继。在国家主义转向发生之后，梁启超对国家的理解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对于社会而知有国家。
在普鲁士－德国形成的是一种以君主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为核心的政治整合机制。但历史中的建国往往必赖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侪类，众皆服从，而国础始立。
梁启超转述伯伦知理对卢梭的理解如下： 一曰：其国民皆可各自离析，随其所欲，以进退生息于此国中也。而众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乃是与公这一核心价值紧密相随，康有为常以公、众并举。